《脾胃论》的第七章“用药宜禁论”，是个典型的“总-分-总”结构。
东垣第一句话就交代说，本章的内容围绕着四大“禁”：时禁、经禁、病禁、药禁。随后用了四段文字，分别针对四禁。章节的最后一句，又带着读者重新快速回顾了四禁，“察其时，辨其经，审其病，而后用药”，并再次强调说，若能谨守“时、经、病、药”之禁，问题就不大了，“四者不失其宜，则善矣”。
【第一禁：时禁】
我们来看看李东垣说了哪些时禁，他提出这些时禁，其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
“夫时禁者，必本四时升降之理。”
在第五章的“君臣佐使法”里，东垣便同样提醒过：“凡药之所用，皆以气味为主，补泻在味，随时换气”。
他笔下的“随时”，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，而是随时间随季节随天地之气变化的意思。
“随时”调整的理念，大约到了明中期以后就变得非常淡漠了。到了清代医家的医案里，更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影子了。而我们若是读李东垣，会发现这个概念无处不在，遍布他医书里每一页的文字中。这种反差感，你若真有观察到体会到，刚开始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。
咱上一篇介绍《五积门》，东垣在其每个方子后面，都说明了天冷天暖的加减宗旨。总体而言，正如他治“厥气”表示要加吴茱萸，但紧接着又补充说若是天气大热时出现同样的症状，则须改用黄连黄柏知母酒制为丸那样，天暖减热药或再加寒药，天冷减寒药或再加热药。
因为同样的症状，比如同为气逆，其“卫气状态”是不同的。冬天由于外寒束表，导致卫气更偏于沉位，也就是稽留得更为严重，一般而言。
是否还记得《内经》里所说的“故春气在经脉；夏气在孙络；长夏气在肌肉；秋气在皮肤；冬气在骨髓中”，“春气在毫毛，夏气在皮肤，秋气在分肉，冬气在筋骨”等，古人说的正是随天地之气的升降沉浮，卫气在体表区域所对应的升降沉浮。
你可以想象“卫气状态”图，随春夏秋冬而变大变小。一年中最热时，圈子最大；一年中最冷时，圈子最小。而之所以用药须对应时节变化，其本质是为了正确地顾及到“卫气线”的状态。或是加药以弥补变小的圈子，或是减药以避免加重圈子缩小；或是可将重点放在解决阴火问题上，而仅稍顾及卫气线…等等。
所有“随时”的加减，都是为了避免“太过”或“不及”，升之不及，升之太过，降之不及，降之太过。
如果说东垣在消食法与“五积门”里，强调“随时”是为了着重于，药味之寒热的择用，须对应两线的具体格局，那么他在本章的“时禁”内容里，则又对其进行了扩展。
“汗、下、吐、利之宜。大法春宜吐，象万物之发生，耕耨科斫，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。夏宜汗，象万物之浮而有余也。秋宜下，象万物之收成，推陈致新，而使阳气易收也。冬周密，象万物之闭藏，使阳气不动也。”
东垣想要说的是啥意思哈？
借势~！
古代大医家们都非常擅长“借势”。
是否还记得张子和挑了一个大晴天，去给病人中风后遗留的麻木手指进行针刺治疗？参《张子和的外治法之针灸法》
是否还记得张子和又挑了一个大晴天，还是大中午，给一位喉痹的患者，进行小口频服滚烫的苦寒药的治疗？参《金元明清医家们使用噙化法的治案》
是否还记得李东垣在某年农历六月间治疗手指麻木三年未愈的病人，先用内服药将其病势推到了手指末端，再进行刺络放血的治疗？参《三年麻木，三天除去！丨东垣医案19》
又是否还记得喻嘉言对痰结的病人说，在多少天后的立冬日便能决一胜负？参《喻嘉言是怎么治痰结胸膈的》
正如上文所说的，古人非常清楚人体气机会随天地之气而升降沉浮。因而，在面对疾病须如何处理如何选择适当的出路时，便会一并将天时给考虑进去。
于是，就有了充满智慧的“借势”~！
因为，顺势而为，往往事半而功倍；逆势妄为，则必然事倍且无功。
“经云：夫四时阴阳者，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，逆其根，伐其本，坏其真矣。”
违背天地之升降沉浮，即“四时阴阳”，照李东垣的意思是，不仅仅只是无功，而是破坏性极大。
以上说的是，医者要能顺应“时势”，懂得“借势”而为。
那么紧接着的后一句，怎么乍看起来似乎又与之相反啊？
“又云：用温远温，用热远热，用凉远凉，用寒远寒，无翼其胜也。”
我们后人其实大多对这句话更为熟悉，因为每本基础教材里每年的考题里都有。
意思是，天热时勿用大热药，天寒时勿用大寒药。
那和上文所说的，天热时用达表的吐汗法，天寒时用降行的利下法，似乎看起来说法互相违背啊？
其实，两者的出发点一致，只是所指的角度不同而已。
我们刚才说了，“随时”调整的本质，是要确保做到，既不“太过”亦不“不及”，无论升降，无论两线，皆是如此。
那么，当病人升之不及，而我们又必须选用达表法时，天时之升就刚好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助力；当病人降之不及，而我们又必须选用利下法时，天时之降就也刚好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助力。
以上就是：借势~~~！
但是，当病人升之太过，而天时又偏于升浮时，我们就不能再用药去火上浇油了；当病人降之太过，而天时又偏于降沉时，我们就不能再用药去雪上加霜了。
以上就是：用X远X~~~！
可能有读者看出来了，【病人、天时、用药】，三者之间必须共同达成两线的平衡。
①当【病人+用药】，仍稍稍偏于“不足”时，若刚好能借【天时】来弥补“不足”，我们应该学会主动去借势来用；②当【病人+天时】，已经形成“太过”时，那我们的【用药】就不能仅仅只考虑到病人的情况，还要将天时也一并考虑进去，来进行适当的矫正。
所以刚才会说，东垣的两个说法都对，只是角度不同。
“故冬不用白虎，夏不用青龙，春夏不服桂枝”，说的是②的情况，不能用药更助太过或不足；“如春夏而下，秋冬而汗，是失天信，伐天和也”，“秋冬不服麻黄”，说的是①的反面，未能顺势而为，反而逆势妄为。
不过顶尖的医家都具有一个常人很难习得的禀赋，便是“灵活”，而灵活的最高境界正是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。
李东垣正是这么一位顶尖的医家，所以他在“时禁”一段的最后，又补充说了一句：“有病则从权，过则更之。”
我以前说过，“从权”或其近义词，是李东垣最常写到的关键词汇。我们能从中看出他非同一般的智慧与善巧，实非刻板死板泥于规矩表面而不悟底层规律之人，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任何规则，本质都是为了正确更好地做事儿。所以，无论是恪守古人所说的在对应的时节使用汗吐下法以及用X远X，还是看似不按古训未在对应时节使用汗吐下法或未用X远X，实则都是为了以正确的手段取得最好的结果。
我们在读医案时，常常会读到诸多前医或看客，将古训背得滚瓜烂熟，对于主角医家的治法，指手画脚指点江山，每每试图以前贤之语来证明主角是错的，结果当然是哑巴吃黄连咯。
不过作为读者我们要能明白，并不是这些看客所背的古训有问题。正如最近在进行解读的《伤寒论》一样，古人常常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医理。我们要能懂得他们的意图，看到他们所指的不同角度，而不困于看似相违的表面。
【第二禁：经禁】
本段文字东垣依次介绍了三阳三阴的主要治法规则。
同样要观察的是，当东垣在说“经禁”的时候，他背后想要强调的本质又是什么？
“足太阳膀胱经为诸阳之首，行于背，表之表，风寒所伤则宜汗。”
足太阳位于人体最表层，因而，当足太阳经脉之气因受外寒而通行不利时，首先应该使用表散法发汗法。
说其为发汗法，其实本质仍是用药将气血调动到体表之足太阳膀胱经。以善行膀胱经经气之药味，来恢复该经脉的通行。由于经气重新畅行，即卫气恢复外达，则阴火随之外解而汗出。
当以卫气线不升为主要矛盾时，不能主以降行法。否则，会进一步困遏卫气线，加重卫气稽留，从而引发诸多后续问题，“若下之太早，必变证百出，此一禁也。”
“传入本则宜利小便。”
除非，病势已经传到了膀胱腑，即以小便不利为主要矛盾，那就应当使用利小便法。
“足阳明胃经，行身之前，主腹满胀，大便难，宜下之，盖阳明化燥火，津液不能停，禁发汗、利小便，为重损津液，此二禁也。”
足阳明胃经经脉的路线主要在身之前侧，因而，当足阳明经气不利时，往往会出现腹部胀满，大便难的情况。此时，应当解决大肠腑的积滞问题，而不该使用发汗法或利小便法。后者纯属杀敌为零自损亿万。
以上足太阳足阳明的内容，可与《伤寒论》“两线解“的【035】条互参。
“足少阳胆经，行身之侧，在太阳、阳明之间，病则往来寒热，口苦胸胁痛。”
足少阳经脉之所行，主要在身体的侧面，在太阳与阳明之间。足太阳多恶寒，足阳明多恶热。因足少阳经脉位置的特点，当其经气不利时，最常出现的表现就是往来寒热，以及经脉所过之处因两线之争而出现诸多不适。
“只宜和解。且胆者、无出无入，又主发生之气，下则犯太阳，汗则犯阳明，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反陷入阴中，此三禁也。”
首先是因为足少阳位于两者之间，既不能像足太阳那样使用发汗法（伤及阳明），亦不能像足阳明那样使用通下法（伤及太阳）。其次，其特定的生理结构特点（无出入），与其主生发的特性，都决定了其不适合使用下法，会导致“生发之气反陷入阴中”，即严重困遏卫气线。
“三阴非胃实不当下，为三阴无传本，须胃实得下也。分经用药，有所据焉。”
三阴经不像足太阳那样有“传本”之膀胱腑（前阴）、足阳明那样本身就会传到大肠腑（后阴），因此只有当三阴经脉通行不利的病势已经波及到了胃肠，且出现了胃肠实积，才可使用下法，否则也不应当径用下法。
“分经用药，有所据焉。”
李东垣提醒读者，要严格根据病势波及的经脉，来选择合适的治法。
综上，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下本段开头的那个问题：
东垣强调“经禁”其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？
势在表的，从表走；势在里的，从里下；势在中的，用和解；本身无有出路，且主生发的，不应使用通利法；但本身虽无有出路，若是病势已波及到膀胱腑大肠腑，则可使用利小便法通下法，等等。
是不是仍然围绕着，治法须谨守“升降沉浮”之势？或是顺势借势，或是不逆势妄为。其终极目的还是为了兼顾两线，既解决阴火问题，亦不误伤及卫气。
【第三禁：病禁】
说是“病禁”，其内容主要就是“饮食口味”之禁。本段可与本系列的《东垣笔下典型的味与脉丨《解构脾胃论》11》互参。
“病禁者，如阳气不足，阴气有余之病，则凡饮食及药，忌助阴泻阳。”
大法，对于本身已经病于升之不及者，不得再以饮食或药味，加重升之不及。
这里的“阳气不足，阴气有余”，仍是《内经》里“阳气少阴气多”的意思，直接理解为“升之不及”。
“诸淡食及淡味之药，泻升发以助收敛也，诸苦药皆沉，泻阳气之散浮”；“生、冷、硬物损阳气，皆所当禁也”。
之前说过，“淡”在这里不是清淡的意思，而是淡渗的意思。中药主淡渗的，皆为降行药。东垣所说的“泻升发”“泻阳气之散浮”，即是“泻阳”的意思；“助收敛”，即是“助降行”的意思。
本证应当“助升发”“助阳”，“泻收敛”“泻阴”，而“忌助阴泻阳”，所以不得误用淡渗、苦药、生冷硬物。
但你以为东垣是想要鼓励你多多使用辛热么？
绝对不是~！
“诸姜、附、官桂辛热之药，及湿面、酒、大料物之类，助火而泻元气。”
这些辛热之味，并不能助元气，反而是助阴火泻元气。
我一直在说，这是东垣被后世误解最多的地方。他从来都是提醒读者，莫要误用过用辛味，以免重伤元气。
“如阴火欲衰而退，以三焦元气未盛，必口淡淡，如咸物亦所当禁。”
上一篇文章刚提到“咸”味的禁忌，东垣治各种“结”极少用到典型的咸味软坚药，他治下焦各种漏下病也极少用，是因为他非常清楚，气液的异常疏泄，无论是聚而不散，还是行而不止，其本身都是“卫稽”的产物。用李东垣的话来说，是因阳道不行、气不升阳。
咸味固然有软坚的作用，但也会加重血脉凝滞（按《内经》说法）；咸味固然有收涩的作用，但也会因其主降行而加重卫稽。
而所有问题得到真正改善的前提条件是，卫稽状态的整体改善。
所以，到底是整体解决两线问题，还是见X治X？
后者有可能一时解决症状，也有可能因加重卫稽而造成迁延或加重症状；但选择前者是需要强大的实力做为后盾的。
“病禁”或“味禁”这一段，说的其实还是“升降沉浮”的问题。东垣仍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强调，切莫加重“升之不及”。
【第四禁：药禁】
“药禁者，如胃气不行，内亡津液而干涸，求汤饮以自救，非渴也，乃口干也，非温胜也，乃血病也。”
这句话恐怕会有不少读者理解不了，那就先看最后一小句：“乃血病也”。
反推东垣的意思，是想说此口干欲饮，不是“气病”，不是气分大热，你可别误用凉药误伤及气啊~~~！
那这里的“血病”是后世温病学派所说的“血分证”么？
不是。
李东垣认为，阴火从一开始，就在血分中。参《从李东垣的风热方，看解决发热证的本质。|《解构脾胃论》19》。
在卫稽稽留的状态下，由于气血阴阳都会被阴火给异常的消耗掉；又因卫稽，各大经脉之通行外达难以有效开展，因此，气血阴阳物质又难以有效生成。
也就是，源&流，两头都重伤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少病人会出现口干欲饮的情况，但大多其实喝不了太多水，有的索性只是欲饮，而不会真的去饮。
所以东垣想要提醒你的是，不要再误用凉药重伤元气。
那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？
升阳+泻阴火，这是《脾胃论》第三章整个章节反反复复围绕的内容，参《读明白“脾胃胜衰论”，才可能读明白《脾胃论》丨《解构脾胃论》12》。
“当以辛酸益之，而淡渗五苓之类，则所当禁也。”
辛，就是升阳；酸，就是泻阴火。但不要拘泥于“辛酸”二味哈，领会东垣想要表达的“升阳+泻阴火”的总治则即可。
“汗多禁利小便，小便多禁发汗。咽痛禁发汗利小便。若大便快利，不得更利。”
尽管不是因“气分大热”而津液不足，但也不能再肆意妄为重竭津液了。
“大便秘涩，以当归、桃仁、麻子仁、郁李仁、皂角仁，和血润肠，如燥药则所当禁者。吐多不得复吐。”
以上说的都是在津液不足的情况下，不得滥用大耗津液的治法，比如汗吐下法。
即便必须通便或必须使用吐法，也应当注意具体的操作手法。比如使用润肠的药味来通便，而不用燥药；又比如不得反复连续多次使用吐法。
“如吐而大便虚软者，此上气壅滞，以姜、橘之属宣之；吐而大便不通，则利大便，上药则所当禁也。诸病恶疮，及小儿癍后，大便实者，亦当下之，而姜、橘之类，则所当禁也。”
前面“三大禁”都围绕“升降沉浮”，且相对更侧重于其中的“升之不及”。我们读到第四禁时，是否会以为东垣改换了赛道，想写如何生津养液啦？
错了哈~~~这就不是李东垣了哈！
在提醒勿重伤津液，并例举在津液不足的情况下，如何正确通便之后，李东垣的本色很快又跳出来了~
估计是怕读者读了以后就只会使用通幽汤之类的润肠法了，他赶紧补上了几个不同的通便法。
以前在《从李东垣对十剂的补充，来品鉴他变态级别的周全》篇里，我曾重点介绍过这段内容。
用姜橘法针对的是上焦气滞，姜橘本质上仍是升阳达表法；用通利大便法针对的是胃肠积滞导致的大便不通，此法在瘟疫中用得较多，比如吴又可就最常提到。
而且，当应当使用通利法，比如温热疫病而大便闭塞时，你若使用降橘法或升阳达表法，就是错误的；反之，该达表时，用通下法，亦是错误的。这就是李东垣写的两个“所当禁”。
到了这里，是不是又和“第一禁”与“第二禁”的内容高度相似了？
再来~~~
“又如脉弦而服平胃散，脉缓而服黄芪建中汤，乃实实虚虚，皆所当禁也。”
在东垣笔下，“弦”即为卫气线不升，“缓”则为湿盛。因此，相对而言，前者属虚而后者属实。黄芪建中汤是李东垣的“老五方”之一，可视为典型的东垣方的前身，常用来处理卫气线不升的情况。而湿盛正未虚的情况下，则因以燥湿利湿为主。
因而，脉弦对应黄芪建中汤，脉缓对应平胃散。两者若是互换，就会造成“实实虚虚”的严重误治了。
“人禀天之湿化而生胃也，胃之与湿，其名虽二，其实一也。湿能滋养于胃，胃湿有余，亦当泻湿之太过也；胃之不足，惟湿物能滋养。仲景云：胃胜思汤饼，而胃虚食汤饼者，往往增剧，湿能助火，火旺郁而不通主大热。初病火旺不可食，以助火也。”
东垣这段话是在说“湿郁”。
胃喜润恶燥，适当的“湿”有利于胃气运行，但若是过度了，反而会成为负担。湿气过多，难化难散，则会积聚生热。其本质还是因阻碍了经脉之气的正常通行，而令经气陷入了【厥+逆】的状态。所生之热，即属逆象。
所以，助湿的饮食，亦会助火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。
“病禁”是从“津液”的问题开始的，但东垣说此津液不足是因卫稽，也就是升之不及，治法则是升阳泻阴火；之后又紧随润肠法，说还有达表法与通下法来治大便不通，并强调两者不能用反；再之后，以老五方的黄芪建中汤与平胃散为例，提醒不能互相颠倒；最后以“湿郁化火”会助阴火来作为结尾。
可见，“病禁”仍是围绕着“升降沉浮”，围绕着“借势顺势”与“不得逆势”，围绕着不加重卫气线不升不更助阴火线不降，围绕着两线兼顾。
我们在本系列之前说过，东垣的一切药味加减法，皆为两线法，而本章的用药或宜或禁，亦是如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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