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抗战正面战场上的蒋系各路将领实际上已经稳住了心神。原因很简单——日军并没有传说中那般“无敌”。当初提出中日两军战力比例为5比1的人，正是蒋介石一方。那么，这个数字背后究竟想表达什么呢？其实是在讨论究竟是要打还是不打，早打还是晚打的问题。
抗战爆发后，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开局的“三板斧”攻势，才猛然发现日军的战术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明。这里并非有意贬低日军，而是客观上他们的战法确实比较传统。日军的打法无非是分进合击、迂回包抄，先派飞机轰炸，再用炮火掩护，最后步兵发起冲锋。相比之下，当时蒋系部队的战术也并未创新，依旧坚守着传统的“逢城必守、寸土必争”策略。
因此，在抗战初期，双方军队往往打得难分难解：日军攻城，中国守军死守，这就形成了蒋系部队攻势疲软、防守坚固的典型局面。为什么守城如此重要？因为蒋介石下达了铁令，守不住城池的指挥官常常会面临军法处置甚至性命危险，而攻不下城的将领则风险相对较小。中日两国工业实力、训练和装备的差距非常明显，在这种作战指导思想下，中国军队初期吃亏是自然的事，但也远没有传说中那么脆弱。
随着战线拉长、战局胶着，日军的弱点逐渐暴露。日军最怕的就是被中国军队侧翼攻击，或者交通线被切断。虽然日军号称机械化部队，但实际上连真正的摩托化都没达到，最多只能算是“骡马化”——机械运输极其有限。日军的卡车负载能力很低，一辆卡车最多只能载11个士兵，导致运输效率极其低下。换言之，调动一个师团级别的兵力，需要庞大的汽车数量支持，实在不易。
展开剩余83%日军后来确实有所改进，增加了卡车载重至14人，但士兵只能站着，不能坐下，否则就装不下。这样的“半摩托化”部队在平坦地区还勉强能用，可一旦进入山区，交通运输就陷入困境。山区道路稀少且易受破坏，导致前线作战部队与后勤辎重部队严重脱节。这种脱节正是中国军队的突破口。
以武汉会战中的日军第6师团为例，当时他们仅以一个旅团兵力守护交通线，形势极其吃紧，迫使指挥官冈村宁次调整作战部署，命令第6师团全线南移，后勤补给由陆路改为水路，才勉强稳住阵脚。否则，在黄梅一带，第6师团极可能被李品仙部击败。
武汉会战结束后，各路中国将领在衡山召开战后总结会议，达成共识，决定把侧击和摧毁日军后勤补给线作为今后作战的重点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著名的“后退决战”战术诞生了。
“后退决战”首次大规模应用是在上高会战，虽然有人认为湘北会战才是“后退决战”的首次运用，但其实湘北会战中，敌军司令冈村宁次提前察觉了中国军方意图，选择提前撤退，战术只发挥了部分效用。真正完全施展“后退决战”是在上高会战。
此前，负责赣北战事的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对“后退决战”的理解还停留在“诱敌深入”的阶段。“诱敌深入”固然有效，但有个前提条件：中国军队必须具备比日军更强的机动能力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日军虽为半机械化部队，但其行动速度仍然很快，且非常警惕“落单”，落单即意味着必死无疑。
中国老百姓抗日情绪高涨，日军一旦分散行动，常遭游击队和民众袭击。因此，日军行动虽然受限，但反应灵敏，转移迅速。
那么“诱敌深入”与“后退决战”究竟有何区别？“诱敌深入”是一部队牵引敌军深入，使其过度伸展，主力部队集中歼灭，而“后退决战”则是通过坚守一线城市并逐步后撤，不断破坏敌军后勤，待敌军疲惫弹尽粮绝时，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军。即便无法全歼，也能在追击中大量消灭敌人。
罗卓英率先将“后退决战”战术运用得当，取得了重大胜利。但当薛岳采纳此战法时，他将其戏称为“天炉战法”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，这一战术再次奏效，打得日军溃不成军，日军罕见承认失败。
不过，无论是抗战初期的台儿庄，还是抗战中期的上高、随枣、湘北及三次长沙会战，中国军队虽屡次获胜，但伤亡往往超过日军。即使第三次长沙会战中，9战区伤亡也高于日军。唯一一次伤亡低于敌军的，是衡阳之战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抗战初期中国军伤亡高于日军很正常，因为装备和训练差距巨大。进入中期，虽然多次胜利，但伤亡依然居高不下，主要集中在战役早期。那时日军锐气正盛，战斗力优于中国守军。虽然中国采取节节后退的战术，仍承担了巨大消耗，实际上是以一线部队拼消耗，换取后期反击优势。
以长沙会战为例，新墙河、汨罗江一线日军强于中国部队，捞刀河、浏阳河一线双方势均力敌，长沙一线中国部队占优。反击的力度和结果直接影响战役胜负，若反击不力，伤亡比自然不理想。
然而有个例外，即抗战大捷湘西会战。根据统计，湘西会战中中国军队战损比例碾压日军，且伤亡略低于敌军，似乎与战场实际不符。因为战役过程显示，日军基本被中国部队压制。
为何出现这样矛盾的数据？关键在于何应钦“卖阵”了。
所谓“卖阵”，举个例子：两支部队协调，一方负责诱敌至伏击圈，另一方封堵敌人撤退路线，形成包围。但实际执行时，封堵敌人撤退路线的部队故意放走了敌军，导致敌人未被彻底歼灭。
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在何应钦，王耀武为协从，邱维达、胡琏、杨伯涛等人只是执行上级命令。尽管王耀武曾为此感到冤枉，但事实上，他完全有权拒绝这一命令，只是为了未来前途选择了服从。
这导致湘西会战的战果被严重削弱，前期中期消耗的巨大牺牲白白浪费。
具体经过是这样的：衡阳之战后，日军内部出现两派意见。以畑俊六为首的意见认为衡阳战役已是极限，11军不宜再打大仗。毕竟伤亡惨重，补充兵力质量低下，且盟军在西太平洋攻势增强，日军需收缩兵力防守沿海。
而11军司令官横山勇及参谋岛贯武治却不这么想。由于王耀武第24集团军陷入“冷寂”，让岛贯武治担忧一旦日军南下，必将遭到其侧后袭击，遂决意先剿灭王耀武部。
然而11军可用兵力不足，只能向关东军请求增援。于是，一个单薄的第20军调入衡阳，配备了116师团（曾被打残）、第64师团（丙种师团，战力一般）、第47师团（运输迟缓未到位）及四个独立混合旅团。以此兵力守衡阳已是极限，哪里敢再冒进？
1945年3月起，日军形势更趋颓势，准备撤退是上策。但冈村宁次却一意孤行，决定发动进攻，目标锁定湖南湘西的芷江机场。若琉球尚未沦陷，此举合理，因芷江可供盟军远程轰炸东京。然琉球已失，芷江意义大减。冈村宁次自己回忆时亦疑惑，只猜测是“或许对11军北上有帮助”。
湘西会战因此爆发。20军司令坂西一良请求调第68师团助阵，因其与116师团在衡阳结下“难兄难弟”情谊。冈村宁次亦加强20军兵力，调来了68师团关根支队和34师团木佐木联队。
1945年4月15日，战役正式开始。日军主攻116师团从邵阳出发，右翼第47师团重广支队，左翼68师团关根支队，外围第64师团旅团进攻益阳，牵制胡琏第十八军。典型的分进合击战术。
面对部署，王耀武和参谋邱维达决定采用“后退决战”，放弃正面硬拼，断敌两翼，分割包围，集中歼敌。王耀武麾下部队包括第4方面军的73、74、100军，胡琏的18军，及第26军44师、94军5师、79军暂编6师、86军13师，大多装备美械，火力极强。
战斗中，中国空军发挥积极作用，精准指示日军位置，配合地面部队强力反击。至4月底，日军逐渐逼近王耀武预设的决战地点武冈、新化，但已无力进一步推进。
此时，驻守益阳的18军出动，南下包抄日军逃路。正当胜利在望，邱维达却接到王耀武命令，在洞口方向开一道缺口，放走部分日军。胡琏也被通知让开一线口子。原因则是何应钦在重庆打算报功，认为歼敌1万或8千差别不大，主张见好就收。兵法有云“穷寇莫追”，何应钦借此托词。
王耀武本可拒绝此命令，但为了未来利益选择了妥协。这一决定导致湘西会战虽有战术胜利，却未能最大化战果，牺牲惨重成果被大打折扣。
全战中，日军伤亡约2.7万人，中国约2.1万人，表面上看中国伤亡较低，但后期放走大量敌军使潜在歼敌数倍增。何应钦“卖阵”、王耀武协从，令成果化为乌有。
从战术层面看，湘西会战再次验证了“后退决战”的成功应用，但从战略战果和牺牲比来看，远不能与作战过程辉煌相匹配。不知何应钦与王耀武在下达放敌命令时，是否想到那些前期英勇牺牲的将士们，他们的选择，真的对得起这些为胜利付出生命的士兵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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